序

 且萨乌牛（王昌富）

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必要为本书写序，我忐忑、惶恐，自觉能胜任。好在我是最早发文探索彝族与三星堆历史文化的彝族人，而有点底气。2002年在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的《彝族古代文明史》中以专门章节探讨，2006年《焦点风土中国》总第11期凉山全国冬旅大会专刊上发表《用彝族文化破解三星堆之迷》，后相继发表《三星堆与彝族文化共同特征研究》、《汉书：“巴蜀广汉本南夷”——古蜀国及诸王发展脉络》、《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用古夷文破译巴蜀文字》（同吉格阿加合作）、《三星堆与彝族历史、文化共同元素探究》等。本人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综合考究，认为三星堆与彝族有渊源关系，并从历史记载和现实传存中找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材料。

三星堆在惊世发现改变了中华文明分布格局的认识。1929年，广汉农民燕青保祖孙三代挖坑安水车最早发现了三星堆文物，400多件，这石破天惊的伟大发现，震惊国内外。之后相继不断发现挖掘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和象牙等，科学测定为4500至3000年左右。推定为夏商及西周初期器物。三星堆遗迹的发现，证明了四、五千年前成都平原已有国独立于殷商中原文明以外的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并进一步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长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学者为之兴奋，为之激动，发表纷乱观点，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代表，系独立于中原文化的自成体系的文化。然而，系哪个民族即族属问题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之一。有许多资深汉族学者比较倾同系古蜀人。继而有不少汉族学者和彝族学者及研究者从文献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史学以及现时遗存文化进行研究，认为三星堆之迷可用彝族历史、文化破解，目前代表性作品是本人著《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和马德清主编《三星堆之迷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代表性的会议应为北大、西南民大、凉山州政府、凉山民研所2009年在西昌召开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目前，保守估计已有100篇左右的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彝族与三星堆、古蜀的关系。本书又用三星堆器物与彝族现存实物以图片对比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

正如本书所涉及到的，看了三星堆和金少遗址出土的有些文物造型，很难不使人把它们同彝族传统器物的造型联系起来。如青铜人像左耳穿孔、缠索辫状头帕、竖头结、赤脚与现代彝人装饰，巴蜀图文（包括三星堆出土的7个刻文）与古彝文，玉璋与“乌土”，青铜人与毕摩，祭台与向天坟，祭祀坑与火葬场，礼器与漆器，青铜神树与支格阿尔射日月神话，太阳型器与十月太阳历，等等，都使人自然而然感到似曾相识，联想到似为一脉相承，它们之间应当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相同与相似，或相近。我叹服古蜀先民们的智慧与创造力，也惊奇彝族先民成千上万年的传承与坚守！

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三星堆与彝族的图文材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本书做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和研究成果用图片对比加文字说明的方式表现出来，展示给读者。这不失为一种研究、发掘的好方法，其直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方法应当肯定。其内容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我想，必将在三星堆研究中发挥其一定的作用。其准确性和客观性则有待于历史、时间和人们不断探索和认知吧。

                                                           2002年8月6日